作为一代文学主潮的汉赋，过去声名一直不佳，板滞僵化、形式主义、阿谀迎奉、歌功颂德等等，皆是论者声讨火力最为集中之所在。近些年，情况大有改观，论者力图所谓客观地理解汉赋，甚至趋向于为其正名。比如，针对汉赋歌功颂德的诟病，有论者反驳说，汉大赋歌颂象征中央集权的天子，张扬大汉帝国强盛的国势和声威，赞美祖国山河的壮丽和富饶，这一切难道不可以很好吗？（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3页）针对汉赋繁冗堆砌的指责，又有论者辩护说，汉赋所表现出的“巨丽”之美，“在中国艺术的发展史上，第一次鲜明强烈地突出了艺术作为一种自觉的美的创造的特征，不再只是政治伦理道德的附庸”（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
以上两种论说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为汉赋正名，颇具代表性，获得了相当多论者的支持，这种论说的出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近些年汉赋研究的所谓“进步”。然而，恰恰是在这里，汉赋研究显露出危机。
应当承认，这种拨乱反正的论说不能认定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它确实体现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一派可以认定汉赋的歌功颂德无可厚非，汉赋的艺术具有自觉的创造，另一派为什么就不可以认定汉赋的歌功颂德乃是奴颜媚骨、助纣为虐？汉赋的艺术表现仅仅只是令人生厌的形式主义？两派论说几乎都能够举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论证，笔墨官司可以永无止境地打下去。
姑且抛开拨乱反正一派矫枉过正的溢美倾向不论，即便是对汉赋思想与形式艺术的相对客观的肯定，其学术上的意义也不是太大。因为无论是否定汉赋，抑或是肯定汉赋，都是在下一种价值判断，而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比下一种价值判断更容易了，不管是慎重还是不慎重。我们的学术常常会是这样，一个价值判断了下来，一定会有另一个相对立的价值判断马上横杀过来，于是所谓学术的交锋与争鸣展开了，而且异常热闹。打得不可开交之际，也一定会有“折中、公允、调和”的一批“第三者”出现，或许还有更多的人闻风而动，堵塞在三派之间，指三道四，非将我们的学术弄得“看上去很美”不可。
看来，欲解决汉赋研究的危机，首先务必超越价值判断。一种文学话语，它说了什么？或者说得应该不应该？这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怎样说的？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又意味着什么？以此追问汉赋，比如它的歌功颂德，要解决的就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当着力解决它是怎么歌功颂德的？为什么非要不遗余力、满腔赤诚地歌功颂德不可？它如此地歌功颂德，在汉代特定的时空坐标和社会文化语境里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此追问汉赋，便是本书全部的努力所在。本书在如此追问中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作为文学话语的汉赋，根本缺乏文学话语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它在本质上乃是政治性的。这与大一统专制政治强大的辐射力有关，亦与两汉社会各个领域的分化程度不高有关。在汉代，专制权力支配社会，一切都整合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里。自然，只要有耐心，完全可以从汉赋话语里剥离相当的文学性和可观的艺术自觉，但这构不成否定汉赋话语政治性的理由。实际上，已有的汉赋研究，大多并不否认汉赋话语最终的政治性，只是这些研究感兴趣的似乎是对这种政治性进行价值的判断。
所以，本书以“汉赋与两汉政治”为论题，在展开这个论题时，摈弃“价值判断”的常规思路，而将注意力集中于探求汉赋这种文学话语与两汉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大致可作如下概说：一方面，汉赋受制于专制权力，其本身便是它们支配下的产物；另一方面，汉赋同时又生产意识形态，成为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文化力量。
然而，情况的复杂还远不尽于此，汉赋话语里他异的因素一直存在，它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其话语内部常常发出批判性的声音。更有意思的是，赋家主观上想发出批判性的声音，但文本的制作中却又极力运用修辞策略，掩盖这种异质的声音。总之，汉赋话语与两汉政治之间乃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游移不定的关系。本书仔细勘定这种关系，无非是最终归结于这样一种旨趣：探究汉赋话语的政治文化功能。
可以看出，本书的研究旨趣决定了它不得不切入一个不为一般汉赋论者留心的角度。众多的汉赋论者如前所言，确实也探到了汉赋相当浓厚的政治性，但遗憾的是，他们惯于从文学到文学，至多进行一点历史背景与思想文化背景的考察，很少有论者尝试着从文学域地跳将出来，再回过头来反观文学。在文学圈子里打转，用力再深，恐怕也不可避免会得出有些皮相的结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政治意味太重的特异文本。而汉代政治思想史论者，从来都是以正史及两汉诸子著述为材料，几乎不曾注意到汉赋文本。实际上，汉赋文本里包含着大量鲜活的政治思想史材料，完全应当出现在论者的视野里。如果他们愿意如此去勘察汉赋，再与传统政治思想史惯用的材料相参证，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于是，本书以政治思想史视角观照汉赋，所切入的乃是一个文学史与政治思想史论者皆不曾关注的“空白地带”。因此，本书既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史的研究，亦大异于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与研究旨趣和切入角度相配合，该书在分析方法和范式上的革新便在所难免了。它除了运用已有的文学史、政治思想史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还不得不借助于当代西方新学的运思理路与分析范式，比如福柯的话语理论和知识考古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布迪厄反思社会学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这些西方新学各具风采，但运用至话语的批判上，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关注文本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亦即关注文本的政治性。毫无疑义，这些理论皆有自身生长的特定土壤，也有其运用的限度，拿来分析中国传统的材料，会有诸多问题，弄得不好又会留下一个“橘逾准则枳”的学术案例，甚至赢得“新名词轰炸”的善意哂笑。本书由于论旨及切入角度的特别，深感传统方法有颇多不能尽意之处，尝试着运用这些分析方法，并尽力追求新方法与旧材料之间的融合。但既然是尝试，必有不确和生硬之处，请读者给予理解。
（《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胡学常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此书为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文化丛书”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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